理科论文 ：论中国地理学中的岭南学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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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是一种学术源流或派别，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因而能够立于学术之林，占有一定位置。岭南文化，源远流长，采中原塞外之精华，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体系中独树一帜，被称为岭南学派。这个学派在政治、哲学、戏剧、音乐、绘画、方志、民俗、医药、园林、建筑等，无论社会、自然还是技术科学领域都有自己的支脉。它生于岭南大地的繁茂枝干和浓密绿叶，始终覆盖和延伸我国学术园地各个角落。作为岭南文化一个组成部分的地理学也不例外，虽然中国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它的理论体系、框架结构，内容特色和风格等在整体上应是一致的，但它在岭南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下存在和发展，却又不能不深受影响，在学术渊源、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深深地打上地区烙印，形成一个重要流派，即地理学上岭南学派。这个学派渊源很早，兴起于明末清初，成熟于近现代，对推动中国近现代地理学发展，贡献良多，继承和弘扬岭南学派文化风格，对前进在改革道路上的中国地理学仍有重要意义。
　　
　　一、 地理学岭南学派渊源
　　
　　地理学是岭南文化一部分，岭南文化是在土著南越文化基础上，与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海外文化长期交流、整合而成的一种区域文化或者亚文化。先秦时期，南越文化已经孕育和发生，具有种植水稻，居住“干栏”建筑，嗜食水产，断发文身，笃信鬼神等文化特质。考古材料说明，南越先人在选择适应热带环境的生产生活模式中，形成了具有上述文化特质的某些地理知识萌芽。例如距今三四千年曲江石峡遗址出土人工栽培稻，反映土地利用地理知识；高要茅岗遗址所发现“干栏式”木构建筑，是为了适应岭南湿热气候和多毒虫猛兽地理环境；广州发现秦汉船台（现今该船台基本被否定），其起源可能在先秦，也是海洋地理知识萌芽一个佐证。它们反映，远古岭南地理知识萌芽和积累，一开始就具有热带性和海洋性这两个特点，它们恰是岭南文化最大特质。
　　
　　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人南来，开始了汉越文化大融合时期，岭南文化作为一个文化体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它虽然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但其本底仍是南越文化，幷涵摄了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等成分，产生强烈的地域特色，在土地利用、建筑、语言、风俗、宗敎等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文化个性。而地理学在岭南，这时与中国古代地理学作为一个知识体系业已建立并持续发展一样，虽然不能摆脱以沿革地理为主体发展道路，但除了官修方志以外，至少沿革地理在岭南不如在中原北方及岭北地区发达。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岭南就很少这方面有重要影响著作和学者，例如从收入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和人物较为全面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引用有关资料来看，专以岭南为对象的沿革地理著作可谓凤毛麟角。相反，阐发岭南地区自然和人文地理的有关著作，包括笔记、游记、舆圗、小品杂志等，代有其作。其主要内容皆环绕岭南地理的热带和海洋特点展开，介绍这里热带自然条件、资源、灾害、田土、物产、贡赋、语言、风土人情、宗敎、民族、人口、建筑、交通、海外往来等，从汉杨孚《异物志》，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唐刘恂《岭南录异》，宋周去非《岭南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朱彧《萍洲可谈》，余靖《海潮圗序》，到元陈大震《南海志》，以及明清时代姚虞《岭南舆圗》，顾□《海槎余录》，屈大均《广东新语》，李调元《粤东笔记》，吴震方《岭南杂记》，范瑞昂《粤中见闻》，张祥河《粤西笔述》，张心泰《粤游小志》，齐召南《粤江诸水篇》，吴绮《岭南风物志》，陈坤《岭南异闻录》，陈伦炯《海国闻见录》，谢清高口述、杨炳南记《海录》等，都无不如此。有些作品还探讨了地理规律。例如《南方草木状》根据植物分布特点将岭南作为我国热带和亚热带分界线，其曰：“芜青，岭峤已南俱无之，偶有土人因官携种，就彼种之，出地则变为芥，亦橘种淮北枳之义也”。〔1〕《广东新语》则更明确地以大庾岭作为热带和亚热带分界，并以榕树为标志：“（榕）性畏寒，逾梅岭则不生，故红梅驿有数梅，为炎塞之界。又封川西三十里分界村，二广同日植一榕，相去三丈许，而东大西小，东荣西瘁，东榕又不落叶。咫尺间，地之冷暖已分如此。自韶州西北行，榕多直出，不甚高，与广州榕婆裟偃蹇者异。”〔2〕。吴震方《岭南杂记》也有类似论述，而明正德《琼台志》还总结出荔枝以韶关为分布北界，并视此为热带和亚热带界线。此外，余靖对潮汐与月球运动关系，以及屈大均对鱼类回游规律认识等，同样表示了地理学在岭南所包含的地域个性，而这都是其它地理著作所欠缺或者代替代不了的。
　　
　　岭南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多元性特点，地理学在岭南也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改造域外地理学成果，并使之整合为自己一部分，这也是地理学在岭南一个重要源头。例如六朝以来泛海抵广州外国僧徒、旅行家人数不少，他们传进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