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友好时期（1949年—1959年）是同志加兄弟的双边关系过程,是中苏关系比较好的一段时期.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得到了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宝贵的援助.中苏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也有互相帮助的结盟关系,如“抗美援朝”是用鲜血凝成的友谊.156个工程项目对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全面的支持,中国派了很多留学生去学习,可以说,中国原子武器的制造也留下了苏联的烙印.从今天看,这个很好的形势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总结.关于“一边倒”问题,是中国的国际环境所使然,是由各种历史原因所决定.毛泽东说：“我们虽然要学习苏联,但是不要忘记要用自己的腿走路,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并没有变成全党的指导方针.同时,中苏关系也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如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来在对斯大林评价的态度上又出现了踌躇,这与中共对斯大林的三七开的立场互不吻合.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体制包括如何处理国际事务都有所分歧.两国的关系上暗含着不和,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以前毛泽东访问苏联,希望全盘得到苏联经济和战略上的支持,这个条约经过中苏很长时间的摸底、探讨后才签字.实际上,中苏两国的结盟还包括不平等的因素.1958年,中国提出了“三面红旗”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炮轰金门”等这些问题,苏联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在1959年中印边境发生问题时,苏联实际上支持的是印度.
　　总的来说,这一阶段既有结盟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时而也有独立自主的国内建设发展受到限制的方面.
　　中苏关系恶化的时期（1960年—1978年）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两国在重大意识形态上发生分歧以后,两国关系逐渐陷入不正常状态.1959年开始拉开了序幕,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共尖锐地批评了中共,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1961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双方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苏间一些原有的协议被撤销.1962年,中苏边界出现了问题.1963年,苏美英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其中暗含了对中国的限制.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同时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是中国国力发展的一个显示.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阶段,中国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等很多磨难.一方面是国内党内政治路线急剧左倾化,同时在外交事务中也唯我独尊、以我为首的现象弥漫在中苏两国关系当中,中苏关系发展到了非常严峻的状态.有人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争执导致了中苏同盟的最后崩溃.但是为什么到了五六十年代才到了中苏同盟的破裂呢?我认为比较多的原因,还是在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兄弟党的合作模式和各国民族主权追求独立处于分离状态.
　　20世纪50年代中苏的友好结盟,对于新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第一,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中苏同盟是史无前例的同盟关系,中苏同盟的出现不光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当中存在着社会主义阵营这样的一种历史形态.而且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对当时第三世界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少国家取法苏联,就是因为中苏强大同盟的存在.
　　第二,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交往都不像苏联对中国这样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中国百多年历史当中和很多国家建立过关系,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都没有像苏联对中国这样产生全面深刻的影响.中苏关系的存在不仅使得中国在外交上受到“一边倒”政策的影响,也使得其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战略全面地取法苏联.这样的状态给中国现代化革命的进程打下了烙印.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进程表明,独立自主和国际合作的相互关系始终是一个非常值得总结反思的深刻问题.在当代,历史发展更是一种新的局面.普京曾表明,坚持把俄罗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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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也应该在寻求独立自主和承担责任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这是对新中国外交的考验和挑战.
　　第四,中苏关系始终与国际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中苏关系背后总有一个大国,即美国的存在.中美苏三国关系是经典的三边关系,在处理两个大国关系的时候,背后始终有一个大国的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是“联苏抗美”；60年代后半段中国是“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是认为新的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当时的方针是“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以后,中国找到了一条新的战略,不结盟也不针对第三方.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新中国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正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两国的结盟曾对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一样,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第一,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变化,60年代终于完全恶化的中苏关系,首先影响的是中国的政治,即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
　　第二,在中苏关系史上,1958年是风云突变的一年.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虽然使中苏之间出现了裂痕,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尚未根本改变.然而,从1958年春开始,由于相继发生了长波电台事件、共同舰队事件和中国炮击金门、马祖事件,双方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尖锐.第二年,中苏之间又因中印边界武装冲突,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关系进一步恶化.中苏之间的争论已不限于意识形态领域,而迅速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事实上,到1959年底,两党两国关系的逆转,已无法挽回了.
　　第三,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虽然与中苏争吵和中共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不无关系,主要是由苏共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决定的.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令中国共产党感到十分高兴,且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成是“反修”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证明了中共中央坚持“反修”斗争的路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等人一度认为,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至少有希望扭转继续恶化的趋势,并为此作出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双方积怨太深,又都不肯作出大的让步,结果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不过,由于勃列日涅夫等人刚刚上台,一时还无法向中国提出新的挑战,双方的关系暂时还比较平静.这倒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更多地关注中国国内的问题.毛泽东此时已形成了一套反修防修的理论和路线,赫鲁晓夫的下台又证明了他的“正确”,他显然更加自信了.在毛泽东看来,同“苏修”的斗争虽然还没有结束,但已取得到了巨大成果,接下去,应当逐步地解决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了.
　　综观上述发展过程,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论战对中国政治特别是“文革”的影响之大.尽管导致“文革”发生的原因很多,但中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论战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至少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其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