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成书于哪年

《吕氏春秋》成书于哪年
《吕氏春秋》成书于哪年

《吕氏春秋》成书于哪年
? 吕不韦,卫国国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早年在韩国经商,成为“家累千金”的大贾.庄襄王继承了秦国的王位后,为了酬谢吕不韦奔走请托的拥立之功,便用吕不韦为丞相.吕不韦在秦执政期间,不但学习信陵君、春申君的养士风气,还学习信陵君使用宾客著书立说的办法,命宾客选取各派学说之长,加以综合贯穿,主编成《吕氏春秋》一书. 《吕氏春秋》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三部分,共160篇.有关它的成书年代,迄今大致有三种说法. 一、作于秦八年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维秦八年,岁在沼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的习惯,书作成后才作序,那么,吕不韦自说《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八年(公元前239年)是不该有什么问题了. 二、作于秦十年说.时移世易,到了汉代,《吕氏春秋》的作者自说书成．于秦八年,居然受到被誉为“良史之材”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疑弃.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 “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张守节《正义》说：“即《吕氏春秋》.”这就是说：“《吕氏春秋》成于‘不韦迁蜀’之后.”司马迁《史记.吕不韦传》记载的吕不韦迁蜀的那一段历史可以用作佐证自己《吕氏春拗成书于秦十年后的观点,“秦王(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十月免相吕不韦,出文信侯(吕不韦)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变,乃赐文信侯书,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不韦迁蜀很清楚在秦十年之后,与上所证吕氏之书成于秦始皇六年(即秦八年)之说不相蒙. 三、初作于秦八年.完作于秦十年说.《吕氏春秋》的《序意》篇中说到：“岁在涒滩.”依太岁纪年“涒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戌”,不是“申”,所以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就此,清人孙星衍作了重新考虑.他说：“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岁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这言下之意是说,所谓“秦八年”应该从秦庄襄王灭东周后的第二年癸丑(公元前248年)起推算.孙氏的话头,引起今人陈奇猷的注意.他着手从吕不韦偏重于阴阳说的主导思想来推求、论证,对吕不韦、司马迁之所以提出的《吕氏春秋》的成书年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司马迁作为成书说依据而例举的吕不韦曾把刚成书的《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这件轰动当时、传颂后世的事,陈氏认为似乎不大可能成立.因为那时吕不韦“权势大落,不可能将其所著的书摆在咸阳市门展览,还延请诸侯游士宾客来参观,以致悬千金以赏增损一字的人”.然而陈氏又承认“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其所记载,当有所根据”,问题在于司马迁没注意到“《吕氏春秋》的《序意》篇置于《十二纪》之后,这就清楚地表明,《序意》篇只序《十二纪》,不包括览、论在内.又审《序意》篇的内容,序的是《十二纪》,无一字提及览与论；《序意》篇只提‘十二纪’,不提览与论,可知此时,览、论尚未完成,序而布于咸阳市门者只是《十二纪》的60篇(连《序意》篇共61篇)”这一事实.这样,就又产生了另一个疑问：“吕不韦在始皇十年免相,据《六国表》,始皇十二年吕不韦卒,其间只有二年左右的时间,在此短促的时间内,处在生死存亡的斗争,陷于纷乱如麻的情绪之中的吕不韦好像不太可能完成《八览》、《六论》共一百篇约九万字的巨著.”但是,陈氏提醒说：“应该注意到,吕不韦与众不同,他是令门客‘人人著所闻集论’.门客各人写一篇千把字的文章是不费多大力气的,况且门客的文章多是现成,是抄袭师传下来的著作的.”陈氏进而又说：“司马迁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太史公不说传《吕氏春秋》而说传《吕览》,这又清楚地表明,不韦迁蜀后著的是《吕览》,不是《吕氏春秋》全书.只是张守节误解了,误以《吕览》即《吕氏春秋》.”据此,陈奇猷提出了他的成书说：“《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多成于秦八年,即始皇六年,而《八览》、《六论》则成于吕不韦失势迁蜀之后,即秦始皇十年之后.” 如此看来,《吕氏春秋》作于秦八年说当不该怀疑,因为作者吕不韦总不会像他的书中自嘲的“刻舟求剑”的人那样愚拙,而搞错成书年代.而《吕氏春秋》作于秦十年说也不当质疑,因为地下发掘的史料总屡屡证实《史记》记载的正确性.再细细看看陈奇猷提出的《吕氏春秋》初作于秦八年,完作于秦十年的《(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确也说得不无道理,使人信服.究竟哪一个的断说符合历史的真相,这还是一个尚未解答的难题哪! (周朝民) 施宣圆按：《吕氏春秋》的写作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又引起学术界的热烈争论,除了以上各种说法之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该书的初稿成于秦政八年,但其补缀之功,直至秦政统一天下之后.但多数学者仍不赞同《吕氏春秋》是两次或陆续补缀完成的观点,认为它是一次性完成的.他们认为是于吕不韦执政后期一次编纂而成的.流传至今的《吕氏春秋》虽然经过历代辗转而出现若干讹误漏衍,但就内容而言,即是当初布于咸阳市门而悬千金其上的那部书.(见四川《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2期)